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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所有,引用請徵得同意)    

   哈金是美國波士頓大學的英文講座教授,在2020年1月9日晚上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執行長副會長張鳳策劃主辦下,紐約華文作家協會李秀臻會長、華府華文作家協會王志榮會長、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和世界華人周刊張輝社長協同合辦的雲端論壇上,他講的主題就是《文學的小眾和大眾》。

    拜現代高科技和世紀大流行疫情所賜,我們得以有這樣一個機會與哈金教授在雲端相聚。這場Zoom論壇於晚間美東時間9點開始,開始不到兩分鐘,就見參會人數飛速上升已達到五百人,會議主辦方也沒料到這場貌似小眾的文學論壇,會一下子衝破了五百人的限制,竟然無遠弗屆地有那麼多國的朋友對哈金和他的想說的“小眾與大眾” 的文學主題感興趣。

    會議在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張鳳女士的執行主持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張鳳在李秀臻簡介下登場概述請進了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的現任會長姚嘉為女士,姚會長提到海外華文女作協從三十一年前由著名女作家陳若曦建立,慢慢發展到今天超過兩百位來自世界各大洲的會員,在這被疫情禁足在家的時日里,大家能天涯若比鄰地在雲端相見,她代表眾女作家們感謝哈金先生的支持。

    哈金教授原名金雪飛,生於中國遼寧錦州,14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5年,後考上黑龍江大學英語系畢業,1985年赴美留學。 1992年得博士後留在了美國,第二年出版了詩集《沉默之間》,他一直用英文寫作,至今在美出版了4部詩集,4部短篇小說集,8部長篇小說和1部論文集。其作品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的文字。他的《等待》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和1999年福克納獎。他的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獲得了1997年短篇小說弗蘭納.歐克納獎(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好兵》(Ocean of Words)獲得了1996年海明威獎。 2004年描寫韓戰戰俘的長篇小說《戰廢品》(War Trash)再度贏得福克納獎,並入圍普利茲獎。還有《南京安魂曲》《通天之路:李白》《放歌》等,他也是美國人文藝術及科學院院士。 

    出現在屏幕上的哈金教授首先發出他那特有的“東北孩童式的笑聲”,也正因為此,令人感到無比的親切;六十多歲的他戴著一副黒框眼鏡,鏡片後面的眼睛閃著睿智的光。與他熟悉的老友張鳳告訴大家:接二連三獲大獎後,成為美國作家也瞠目結舌驚嘆的哈金,依然如幾十年前樸實純真的低姿態,又極自律堅毅地忍受挫折和孤獨,避隱於野,他的生活談何容易,一邊教書做研究,一邊寫作,近年還要照顧他病了的妻子--也是很聊得來的好友。稱許又常引用他說的:別再尋找,那些見不得人的攻略和竅門,要把事做得最好,辦法只有一個,就是選擇最難的途徑。

鼓掌歡迎請出哈金教授侃侃而談:

    “從前幾年的他《南京安魂曲》在國內出版開始說起,說到有個記者問:文學是大眾還是小眾的?他就順口答了一句:當然是小眾的。這篇報導上了報,幾天后,同一個報紙就有一篇標題為“文學是大眾的,不是小眾的”當然文章與宣傳口徑是一致的,1942年前後,中國的文學文藝都有著指定的路線,即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藝首先就是要為大眾服務。

    哈金事後仔細想了想這個問題,他說確實,作家要說不希望自己的書暢銷,或者說不希望更多的讀者喜歡自己的文字,那是不真誠。他拿最好的作家托爾斯泰做比方,托翁有時一天可以收到七百多封的讀者來信,文學與大眾之間不一定是隔絕的,怎樣達到作到能保持作品完整,是很重要,為了把作品作好,大眾小眾並不是考慮的問題,但作者做不到,很難融合。

    哈金提到唐代被翻譯最多,讀者最大的詩人是白居易,和寒山子。,亞瑟·威利就推崇白居易最好,提到詩人創作的原則是“老嫗能解“和人人能懂的詩句,透明的境界,詩人的詩,當年長安城里大街小巷茶房劇場寺廟,到處都傳頌著他的詩,甚至癡迷到把其詩圖像刻在身上,絕對是既有文學價值又最受大眾喜愛的模範詩人,但是,他卻不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的詩人,覺得李商隱好,比李年長四十歲的他,甚至說來世若能成為李商隱的兒子就很高興了,崇拜到這種程度,作家自己並不看重大眾小眾,只看內在的價值,見人見智。

    還有當代作家V·S·奈波爾,印度裔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作品直率,他一直聲明追求的是沒有風格,也就是說文字要清澈,明白易懂,他一直想的大眾似乎也從來沒能做到,即便在他得獎之後作品也沒暢銷。

    他的《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代表作被列入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之一,可裡面有個情節,哈金說他已教幾十遍這部作品,每每教學中問學生,光棍主人翁在非洲與已婚白種情人,以為感情被出賣大打分手後,與倫敦印度友人之女剛訂婚,再返非洲,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候機時,專門去妓院幾小時,為什麼?作者說這事什麼意義都沒有,兩人也沒鬧毛病,這幾小時只把他非洲那段經歷肯定了,是真實而非虛幻的。說到這他就不說了。沒有人能明白 ,一個千方百計想對大眾透明的作家,堅決不解釋。道理是不知對白種情人熱戀,是對女人的皮膚,種族,感興趣被吸引呢?,還是對情人本身?他就是要去試試:歐洲與非洲妓女沒有區別。過了這個感情的坎,使他心裡得到平衡,與印度女子訂婚是好事。沒有人能搞清楚,這樣清澈透明的作家在真正寫作時,他選擇作品本身的內在法則,與在讀者之間,還是選擇了小眾,選擇尊重自己的作品。

    作家不解釋自己的作品,例子很多,像納博科夫,很多章節段落,把好幾種語言混在一起,幽默笑話,俏皮都本來就知道,作者從來不解釋,解釋好像侮辱你的學問似的,能懂不能,這是你自己的事,從來不放下身段。

    經典著作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一直是美國中學文學教材,現在不能教這樣的不標準的英文corrupt English,亂的英語沒法學。還好多本這樣的經典。哈金反問學生:改成標準形式英語,讓多人都能讀,學校可以教好呢?還是保持原貌?學生們當然無一例外都選保持原汁原味的真正的藝術品。沒問的問題是:處理中都能做到那一點嗎?每位都是想要有更大的讀者。想要被人喜愛,是人之常情。著作本身有規律,要掌握很難。

    再回到說文學是大眾,要跟時下政治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綁在一起,行嗎?哈金說那也不行,那樣就成了宣傳員。作家不是一個時代的宣傳員,最多可以是個書記員,那是巴爾扎克說的。還不能成書記員,很多運動很多空白都被銷燬了,不得不添補,也是創作,情況比這複雜得多。

    他最近寫小說牽涉到1960年代寫的《葉爾紹夫兄弟》是反赫魯曉夫的,當時非常時髦,第一天就賣了50多萬本。現在為作研究,到處找都沒有,連哈佛大學藏書最豐富的地方都沒有。在大陸紅色舊書店終於網購買到,名字《葉爾紹夫兄弟》,開始覺得很很厲害,彷彿偉大的傳統《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雄心勃勃的氣勢,看了就不對了,基本東西全都是反覆當下的。文學明顯地先要往大眾那邊去,讓廣大的群眾社會接受,最豐富的地方都沒有,怎麼辦?有個選擇的問題,作品有自己的規律和支撐,忠於自己的作品,大眾小眾基本上要有個傳統,最好在文學傳統中有個參照。決定選擇自己是大眾還是小眾,有些情況下,根本不能選擇大眾,像奈波爾和納博科夫就得忠實於作品,根本沒有辦法。

    像喬伊斯《芬尼根的守靈夜》沒人懂根本沒法讀,但都認為這是現在文學的一個頂峰,他有自己的規律法律,一定要尊重他。

    回到所說大眾小眾我們希望的大眾: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大眾。

    今天我們說的大眾也不是列寧宣傳的那種“文學是革命機器的一部分“、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創造歷史。他說文學不是那樣的,在他眼裡文學應該與生活有一定的距離,作家有自己的方法和介入去Approach。

“我就先說到這些吧,希望大家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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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金的講座只有三十分鐘左右,後面在張鳳點請姚嘉為及各位專家領頭點評,和與大家的有問有答持續了一個多小時,這其實不比上半部分遜色,甚至可以說哈金最看重的對話更精彩。過了美東時間深夜十一點,大家都還意猶未盡。

    姚會長回憶哈金2006年應萊斯大學之邀,作系列演講,並參加首次華人美南寫作協會的發表:文學與不朽,談到他的文學觀:“每位嚴肅的作家都要構築自己的文學傳統,想像自己在傳統中,要爭取的位置。否則就找不到努力的方向,沒有方向的寫作,是沒有意義的寫作。不朽之門只需要一種簽證,就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他就是我們的典範。

    哈金回應:謝謝!兩年前開始為聯合報寫每月專欄,今天講的也是其中的部份文章,這對他是個很新穎的機會。

    南京大學文學系的劉俊教授接下來問:每個作家可能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大眾的歡迎,但卻難如意,自己的作品很多時候只在小眾中流傳,這是困擾著古今中外所有作家的一個問題。想問哈金老師,你強調寫作保持自己的邊緣性,說這樣的邊緣性是有別於本土作家的特殊性,這種邊緣性的堅持,與大眾和小眾間的關係如何?這種邊緣性算是大眾還是小眾?

    哈金答:我覺得不僅是海外寫作,即便在國內寫作也應該強調自己的邊緣性,邊緣性意味著你不是主流,不是大夥兒都接受的東西,英文叫Originality,即獨創性,這就是邊緣性,也是與別人不同,這點對寫作特別重要!對於作家來說,最苦惱的事是怎樣你能寫的與別人不一樣!至於將來有多少人喜歡你寫的,這不是你能掌控的。我有一位以色列裔的老師,他對我說你寫作的時候需要讀一本偉大的書,因為一本偉大的書後面一定有很多的讀者,而且是長久的讀者,如果你寫的在風格、情感上與那本書接近的話,你的作品可能會被那本偉大的書讀者中的一部分接受,這是其中的一個辦法。這與我前面說的心中有文學傳統是一回事,你需要問自己要寫一個什麼樣的作品?至於將來作品會不會被人接受?你不知道。但是我覺得邊緣性很重要,不論你是莫言還是王安憶,當面對一個新作品時, 需要從邊緣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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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復旦大學文學系的梁燕麗教授再問:我注意到你的「偉大的中國小說」中有關偉大的小說的兩個定義:一個是偉大的美國小說,“一部描述美國生活的長篇小說,它的描繪如此廣闊真實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國人都不得不承認它似乎再現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東西”。另一個是“偉大的中國小說” 為“一部關於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 偉大的小說的提法非常的好,我特別的感興趣,能不能請你提一些你的作品是符合這個偉大的小說定義的,或靠近的。你的作品《等待》是我非常喜歡的,我對我的學生講,讀完這個作品,我會痛苦三天,三天不知肉滋味,一直沉浸其中出不來,這樣一個等待了十八年的愛情婚姻故事,讓我聯想到傳統的故事中的王寶釧,也是等了十八年,還有熊式一現代英文版的王寶釧…..都是表達了人們的一種夢想,你的作品更真實,不留一絲夢想,想問你覺得哪一種更接近偉大的作品?還有個問題,哈金先生作品的讀者都是跨文化的,面對那樣的讀者,你的經驗以及困難和障礙是怎樣的?最後再想問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是很好的,但是小眾的,什麼樣的動力可以促使他繼續堅持下去?

    哈金答:那是我在紐約作家中的一次講話,當時沒很認真,但有人提議我寫出來,就寫出來了。也沒錯,我是沿用了兩條規律,其中一條是文學中的普世價值,還有一個是文學中的永恆價值。認同感就是普世性,但是另一個永恆性,更重要,就像你剛才說的,現階段可能什麼都不是,但長久的來說是有價值的,好的作家心裡有數,正如杜甫說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心裏明白,他活著的當時,幾十本詩集中只選了他兩首詩,完全沒有名氣,兩百年後才被挖掘了出來成了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最偉大的詩人。

    至於《等待》,怎麼說呢,當時也不知道怎麼做好,書寫好放在書架上九個月,以前書沒有人出,原來都小出版社出,他們也說好,但看不到市場,那會兒中間人也很失望沒興趣了,不做了,但我有一天看了個心理學家對海軍太太訪談,說希望冷得像魚一樣沒有感情的丈夫有婚外情,證明他還能愛,讓我意識到我寫的人物在美國也有,,就是這種人甚麼都很好,但長久的壓抑導致失去了愛別人的能力,意識到這個作品有普世的意義,所以我又重新開始做了。可以說這個作品被人接受,是因為這裡面對不同族裔,都有類似的情感經驗。

    北美中文作家協會的評論家陳瑞琳問:我與風華正茂充滿迷人氣質的哈金兄在2006年第一次見面,之後寫了很多篇有關他的文章,這些年也一直默默關注著他的創作,也常想再去看他,每次看到我書架上他的那本《南京安魂曲》,我的心就無法安魂……今天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有關世界觀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偉大的作家都是比較悲觀的,在哈金身上,我看到了一種對這個世界認識的哈金式的荒謬性、陰暗性、以及人性的黑洞,對人性、歷史的認識,他帶著一種悲觀的但又深刻的洞察、批判性的探索,所以我很想知道哈金怎樣看待這個世界?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也就是他說的‘期待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這句話對我影響非常大, 因為我常常想這個世界不是越來越好,人類地球也不是越來越美好, 但是文學是記錄這個世界的,把人類走過的荒唐、荒謬和虛無的東西留給後人的,所以我很想知道超越他的小說的故事,在他說的'創作中心裡有傳統,有參照物'之外,融進了他心裡的看法?第二個是自由的代價,我很關注哈金的小說中有關新移民的故事, 《落地》和《自由的生活》,我特別欣賞他在書中的一句話: 自由的生活是有高昂的代價的, 在追尋自由生活的過程中,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所以很多新移民來到異國他鄉,失去有依靠的生活,突然覺得失落感。所以想問哈金先生有關對這段話的理解, 理解了自由的代價,才是理解新移民的一把鑰匙,也是解讀有關新移民作品的一條通道。

    哈金答:都是大問題啊。不過,確實,世界觀,我是比較悲觀的。我生活也挺好的,挺快樂happy的,但本質上我是悲觀的。因為生活中失去了很多很多,我們這一代人,WG失去生活,打斷教育等等,與別的人情況不一樣,但同時我也是樂觀的。這幾年,也做一種研究,對於紅二代,被紅一代基於巨大希望送到蘇聯去,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你看看他們大多數沒有…。只要有自由的環境,有些在美做到不容易企及的事,還是能發揮生命力,美國雖有很多毛病。只要你守法不妨礙別人,找到的安全空間,專心做有意義的事,比如把生活興趣愛好與工作結合起來,就是一種幸福快樂。

    說到自由的代價,那當然了,自由有時是很可怕的,新移民來到一個新的國度和環境,你原來的一切人脈牽扯和煩惱全都消失了,一張白紙是很可怕的,因為整個系統沒有了,心理強壯的人可以慢慢的重建另一個系統。自由的代價是一種不確定性,必須接受不確定性作為你生存條件自由的基礎,最簡單就是你每頓飯都得靠自己, 過去在國內,你有單位,只要你好好工作不鬧事,基本上很安全,現在不行了,你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你得跟別人一樣,這點很重要。譬如流亡,蘇武牧羊在西域,依然在漢文化圈內,現在不同,都不是自己的空間,得到自由的一開始,很長一段時間,你是沒有自由的。得從新開始,最終如果你生命力旺盛,慢慢適應了新的環境,你會發現這是一種更適合人生存的,不確定性恰恰是自然應該活著的狀態。

    陳瑞琳延伸理解就是具有生命力,自由是按照自己心願人生目標來活。內心強大的人,才具有追求自由的可能性。

    趙淑敏教授也能驚喜地上線說: 我和哈金教授在紐約碰過面,那時夏志清教授還在……我今天的問題也在你的主題這方面,我的學生也問過:是不是小眾的文學一定是高貴的、好的,大眾文學就是市場化、商業化,沒有什麼價值?尤其是一些教授級的評論家,在他們的文章中對大眾文學有一種敵視的看法, 用詞我覺得有時過分甚至不堪的情形, 我的問題就是: 文學是不是就屬於小眾?大眾就不可以有文學?大眾庶民所欣賞的文學, 就一點而價值都沒有嗎?我們寫作的人都希望有自己的風格,能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 那些庶民也有希望受到文學的熏陶,他們喜歡的文學作品難道就一點價值也沒有嗎?

    哈金答:這個問題我剛才說了的,如果說文學就是屬於小眾,那不真誠;我們都希望有更多的讀者,但是有個問題,特別是移民,從別的語言來的作家,你得接受自己不是主流, 寫好一本書,能不能出版,有沒有人喜歡,你不清楚,也很正常,但我讀書時我老師的一段話對我影響很大, 他說只要你書寫的好,不管是誰,總會有人給你出的,但首先你得把書寫好。出版界也流傳著:一本好書稿,會放出一種波--一種神秘的東西傳給出版人。讀者,大眾小眾,我們沒法掌握,小眾都是好作品的,肯定不對,托爾斯泰,絕對大眾,大家都喜歡。另一方面,也不是你的書賣得好,作品就一定好。你看美國的有些暢銷書,那根本沒什麼意義。最理想的就是杜甫那個狀態:得失寸心知。但那種境界是很難達到的。卡夫卡,也是,沒人理的,很艱難的,但那也是一個過程。

    很多人都在聊天屏幕打出自己想要從哈金那裡得到答案的問題,紐約華文作協的李會長和華府華文作協的王會長接力地把大家的問題匯總起來,分別口述給哈金,讓哈金一一解答。摘錄部分問答如下:

    李會長整理大家的提問:寫小說和詩, 專業訓練有多麼重要?寫長篇小說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結構、敘述方式還是其它?中國詩與英文詩的區別是什麼?

    哈金答:我們往往覺得英文詩很隨便,其實很講究。跟漢詩不一樣,完全是另一套, 特別講究一點:要有音樂感,一定要口語化。一個基本的規則是:你平時不用的語言不用的字不要用!強調Physical Impact, 一種語言的撞擊力。漢詩講究的是文學的傳統, 與口語有一定的距離。

    專業訓練尤其對寫長篇還是很重要的, 我的學生,好幾個,也有華人,來的時候短篇都寫不好, 現在長篇也出書了。我就是扶著他們,讓他們知道怎麼做第一本,第二本他們自己便也會了。寫長篇最難的不是結構, 那些都好辦,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這是最重要的。這就是福樓拜說的:“Talent is a long patience.”(天才是一個長長的耐心)。在你覺得根本不可能的情況下,繼續專心地做, 所謂有才華的人,是堅持下去的人。寫作是很痛苦的,並不是好職業,關鍵是時間和精力。結構啊語言啊,都是可以學習的。

    耶魯大學名師蘇煒:我和哈金是老朋友,連家人都互相認識熟悉太太常講電話。作為個人的朋友,我曾經用一個詞形容哈金, 那就是:乾淨。哈金的為人和為文都是最乾淨的。他是我們文學圈子裡的赤子, 他有一顆赤子之心, 他對文學的追求和對文學的思考是非常乾淨的, 完全沒有對名利世俗的考慮, 所以我說遇見他我碰到一個非常乾淨的靈魂和一種非常乾淨的寫作態度。我可以感受到他受契訶夫的影響很深,我們耶魯英文系有種說法,說哈金是當今的海明威, 說他的英文是當今的海明威式的英文。我個人覺得哈金的寫作是海明威與契訶夫結合, 但我讀了他的《南京安魂曲》之後,感覺到他已經完全跳離了契訶夫和海明威的影響,他的視野開闊,對文學的思考很深刻, 他是一個crystal (水晶)般乾淨的人。

    哈金:蘇煒, 你過獎了。我早期確實受契訶夫的影響,這也與生活有關係。我現在如果要教短篇小說, 我肯定會讀很多契訶夫,如果你要講學到世界各地,講契訶夫肯定沒有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他, 他是個very rounded, 不論感情、技巧所有都融為一體, 我以前是教短篇小說和詩歌的,所以我讀了很多契訶夫,在波士頓大學我現在是教長篇的, 所以我寫了好些長篇,這與我教書有關係,是另一種語境和感覺。

    李會長:有人問現在網路作品每天成千上萬,總能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東西閱讀, 往往是快速的瀏覽,一個嚴肅的作家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寫出什麼樣的作品才能吸引讀者花幾個小時甚至幾天來閱讀?

    哈金:現在的快餐文化和信息量都是特別多, 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把寫作當作一種藝術來做, 句子寫的好,寫的與眾不同,就是要下功夫!句子、段落和通篇都寫得非常好, 這個不是在網上就能輕易做到的, 需要在紙上慢慢的做,還是福樓拜說的那句話:天才是一個長長的耐心,一定要堅持。福樓拜和康納德是兩個常常出現在我腦中的榜樣形象……

    李會長: 如何看待海外華文文學的創作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如何看待中西國家的文學環境異同?作為海外華文的寫作者,如何揚長避短更好的發揮自己?

    哈金答:海外環境不一樣,生存的狀態不一樣,最起碼必須與寫作結合起來,但我也說了寫作並不是最好的職業。為了生活,更幸福更有意思,也許做其他的也會幸福或者更有意義。與大陸和台灣不一樣,大陸有個組織性的東西,你要進入那個系統,至少過去是那樣,也許現在的年輕一代不在乎了,但你還是在那個環境中,你生活上比較有著落,大家可以互相幫助相互支持,但在海外,特別是男作家,你就是你自己,女作家還好一點,可以抱團相互幫忙。這就是為什麼我寫小說從來不給人看,我就是自己, 條件就是這樣的。

    海外寫作者,還是用第一語言寫好,否則勞動量太大。打個比方,你用第一語言寫,就像蓋個房子,別人做好了磚和瓦,你拿來用就行了,如果你硬要用英語寫, 你得自己做磚做瓦,那是巨大的勞動量。但有些我知道的華裔作家, 他們覺得英語是他的第一語言,那行,那你就把漢語徹底放棄了, 那可以。現在海外的華裔作家,下一代中有很不錯的,英文寫的非常漂亮,你看紐約客上的寫手還有編輯,好多都是實際上大陸出來的,好幾個,英語都非常好,在美國讀的本科。慢慢來說,我覺得前途還是很好的,但是漢語就難了,因為下一代的人都用英語寫作,漢語對他們難了。用漢語寫作,在大陸港台和海外,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很難的,所以我有時想寫短篇和詩是可能更有意義,寫長篇勞動量太大了。

    李會長:對美國華裔英文小說整體的判斷?這個隊伍是否在縮小?是否存在西化嚴重的問題?

    哈金:西化是肯定的,縮小,沒有,正在壯大。越來越大,有點太大了。西化是沒有辦法的,用的是英語,必須在英語文學世界文學裡找傳統,而且這些人大多不懂漢語,這是沒法避免的。還有一點,好的文學他有普世意識,也就是說你屬於哪一種傳統,並不重要,關鍵是你能否讓大傢伙都能找到回音?對於不同傳統有意識的回音,是很重要的。

    李會長:很多文友想知道你用英文創作與用中文創作的不同?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什麼更深層的區別?你有何建議,對於華文非母語的作家如何提高?如何建立自己的語言風格?

    哈金:用第一語言寫作,否則就是前面講的蓋房子的比喻,勞動量太大。我特別強調用第一語言,有些人雖說母語是漢語,但生活在海外久了,慢慢的英語成了第一語言,可用英文來寫,但要是你還是覺得漢語是第一語言,那還是盡量用漢語來寫。

    一旦決定了語言,在那個語言當中,你對不同的文學就要有不同的感覺和回音。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對於英語不是自己的母語的人想用英語寫出自己的風格,這個更難。納博科夫做到了這點,他筆下的人物往往都有口音, 而且語法不規整,還會把別的語言混進來,這種“變態”的英語反而成了他的風格。我們華人有時會覺得用英語寫作需要很標準,其實有時越標準越不好,因為你跟別人沒有區別了。

    王會長:對你的《等待》的譯本很是失望,為何你不翻譯自己的作品?

哈金:《等待》的譯者是初次翻譯,以前沒有翻過任何東西,但由於時間的限制,能做到這個份上,也屬不易。我自己的作品,一般短篇我自己翻,《好兵》《落地》,有時是和太太一起翻的。短篇有時語氣什麼的不一樣,吃力不討好,對譯者來說太累了。比自己寫還累,還有是操作的問題,短篇很多雜誌要出版,自己翻譯的話,給他就行了,但要是有譯者在中間, 每次來來去去的很麻煩。這就是為什麼短篇一般都是我自己翻譯, 但很多書我不能自己翻譯,因為太忙了,我還得教書,我還要寫作,想把整個一個長篇翻譯出來,只能朋友幫著做。跟我自己寫不一樣,我寫可長可短,有自己的節奏,但翻譯不一樣,總有個期限。

    王會長:你用英文寫作,使用英文思維嗎?有什麼特別的英文思維?

    哈金:基本上都是英文思維,因為有個語感的問題,但有人說到比如某個漢語成語, 那就要用漢語來想了,但還是要用英文在上下文之間鏈接的天衣無縫般,總體上說,是用英文思維。

     王會長:唐小兵問:如何看待1920年代的中國左翼文學的大眾化?如今看來,恰恰是站在左翼文學對立面的沈從文和張愛玲等人的作品, 擁有更廣泛的讀者和更持久的生命力。

    哈金:這個問題我也想過,也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現在大陸也往那個方向走,那不是大道,那是把作家當成了社會和歷史的宣傳員,二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就是要成為革命的一部分,記得那會兒的潘漢年對一位女作家說:作家要出名,出名靠組織。他們這思路不一樣。張愛玲當然不是那樣的作家,她完全在另一個空間,她有自己的另一個傳統,自己的意識。不能成為歷史的宣傳員,最多成為歷史的書記員。但有時東西銷毀了,記錄都不可能,藝術家要補白。

    王會長:請問哈金先生如何做到從中文作家到英文作家的華麗轉身的?當初張愛玲、林語堂都沒能做到。

    哈金答: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生存的問題,我所有的學位都是英文,沒有辦法的,要是有蘇煒那種工作,可以用漢語,我就一直做下去了。真的,這是實話。我也試圖找教漢語的工作,但沒有那個學位,人家也不要。還有,大家都覺得英語要好,其實這個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英語的感覺。張愛玲那樣的,英語了不得,18歲就給時報雜誌寫影評,到32歲在香港時就用英語不用漢語了,35歲就來美國了,但她走了點彎路。她跟賽珍珠走的路不一樣,賽珍珠把漢語中好的表達拿過來了,像百日咳,就是Hundreds day cough,直譯,一看就懂,火車直譯成Fire Wagon。張愛玲不一樣,她把漢語的拼音直接搬過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拼音出來,誰人懂?沒法讀。她早期的英文作品都有這個問題。她英文第一部作品《秧歌》非常成功,有二十多種語言的版本,後來她意識到那個語言問題,到了第三部作品,試圖改變,但有點晚了。就是一個坎沒過去。其實很多作家都會遇到,也不是誰與你作對,陰錯陽差,那個坎把你擋住了,所以,一定要耐心,一定要繼續做,找出辦法來。

    王會長:、魔幻科幻作品算大眾嗎?怎樣看小小說的興起?

    哈金:魔幻科幻也不一定就大眾,有些科幻小說賽事,參賽人都不足,而一些寫科幻和魔幻的作家,他們看什麼書?他們在看純文學的書。

    小小說也可能是方向,寫得好也不容易,但是厚度也是一種美。是,短小的東西很好,但一個作家,你需要想想靠什麼立身?

    兩個小時的論壇渾然不覺時間劃過,夜深了,雲端上卻依然談興正濃…。(海雲整理報導 秀臻 張鳳協力)